盐糖专卖并非一个新鲜的创意。尤其是食盐专卖,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有着悠久的传统。乃至到了明清一代,一个食盐专卖制度的变迁,直接就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大商团的命运。
盐糖专卖是一种垄断制度,一种借用国家工具实行的强力垄断政策。只是与一般垄断不同的是,盐糖乃是民众消耗的必需品,价格上不能以垄断为手段,谋取暴利。这不仅不符合国家垄断的目的,也不符合华飞的政治理念。但食盐生产的成本之低简直难以想象,垄断而由此带来的财政增收,对于当前的南京政府来说不仅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,还能迅速产生一大笔收入,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大的振荡和影响。
烟酒专卖对于中国来说也不稀奇,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,第一家纸烟厂商在1889年才开设,而第一家卷烟厂商则是在两年后诞生。
1915年,北洋政府曾颁布了《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》和《烟酒公卖栈组织法》,设立了“全国烟酒公卖局”,各省设立相同机构,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,通告各地执行。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。不过当时所谓“公卖”,只是增加和整顿烟酒税,并没有把市场真正管理起来。而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,南京政府在成立后并没有把北洋政府的政策法律体系继承下来,也就没有继续这种烟酒公卖制度。
烟酒专卖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,对财政增收的效果也是显著的。并且烟酒和盐糖不一样,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提倡消耗的消费品,所以可以提高售价,以减少销售的数量。但数量的减少,却并不能影响这两种商品的暴利获取。
而且实现烟酒专卖也不会对当前的国家经济环境产生影响,当前国内的烟草公司大都以外资为主,民族资本不仅数量有限,而且实力也不是很强。最知名的莫过于,简照南,简玉阶两兄弟以10万元港币的资本额在香港筹建的南洋烟草公司。南洋烟草于1909年移师上海,改名为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”,并推出了“飞马”、“飞艇”牌香烟,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。而近代最为知名的卷烟,美丽牌香烟,则还未诞生。
所以在这个时期实现烟草专卖,对于民族资本的损害有限,但是对于占据国内绝大多数份额的洋商烟草公司,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
不过在烟酒专卖的计划案上,华飞对烟草和酒类专卖做了一定的区别。关于酒类专卖,华飞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禁酒类专卖限令的时间表。以1924年计算,这个酒类专卖限令的最短时间为二十年后,二十年后再酌情延续或者逐步解禁。
酒类专卖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。而是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。这个时期的粮食产量与后世的差距那是无法想象的。水稻亩产四五百斤,那已是绝对的高产。如果某个地方有这样的稻种,那人们即使徒步几百公里,也必然会去讨要一点稻种。在这个普遍亩产只有三四百斤水稻的年代,虽然人口不像后世那样膨胀,但是粮食危机却一直是政府每年的一个大难题。
华飞费尽心思,处心积虑多年筹建的战略物资储备措施,大部分都已经初见成效。唯独这个粮食,几年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粮食,却先后因为海原大地震,尤其是上次的全国性大旱,让储备粮消耗几乎殆尽。虽然华飞早就开始了有关杂交水稻的专项研究启动,但这类改变世界乃至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发明,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面试成功的。
所以酒类专卖,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酒类的销售,节约粮食的方法。不过相对于烟草专卖,酒类专卖在市场上激起的应激反应肯定会大上很多。毕竟酒在中国历史悠久,更有无数的白酒酿造世家,这对他们的影响颇大。而且在目前社会上,洋酒对中国的冲击有限,整个中国主要是国产白酒的天下。所以华飞在准备在酒类专卖上给出一个时间限额。也就是让反对者的声音可以削弱一些。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却在这里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,那就是酒类专卖的结束时间,与历史上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,在时间上相差不多,巧合度让人惊叹不已。
新的完善的详细法令很快推出,与盐糖,烟酒专卖法案同时颁布的还有南京中央政府去年的财政经济报告。在报告中,南京政府对于当前遭遇的财政危机没有做过多的隐瞒,坦诚政府当前面临的巨大财政危机挑战。在这份年度经济报告中,南京政府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,烟酒,盐糖专卖就是财政增收的办法之一。
此外,南京政府还制定出新发售一批国债的计划和向国外银行贷款的意向。同时对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改革和压缩。压缩的主要方向为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和公用消费支出,甚至军费的支出。对于有关基建和民生领域,仅是控制支出增长,不新增支出,维持原有的支出规模。
同时,在年度经济报告中,南京政府还提出今年之内全面制定改革税种的方案,提出企业和个人所得税,土地使用税,财产税,遗产税等新税种,并就此向各界人士征求意见,同时也向全社会有识之士征求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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