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，宇文温又在看奏章，这奏章，是中书舍人萧瑀所写，萧瑀在奏章里，向宇文温讲了个一典故。
那年，是梁国普通初年，天竺的达摩禅师渡海而来，抵达建康，当时已经开始崇佛的梁帝萧衍（萧瑀在奏章里以先祖代称）十分高兴，召见了这位异域高僧。
随后，萧衍向达摩禅师问了三个问题，第一问：“朕即位以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数，有何功德？”
达摩禅师回答：“并无功德”。
萧衍本来有向对方展示自己崇佛作为的意思在里面，闻言惊问：“何以并无功德？”
达摩答:“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”
萧衍又问第二个问题：“如何是真实功德？”
达摩道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于世求。”
萧衍再问道：“何为圣谛第一义？”达摩答:“廓然浩荡，本无圣贤。”
萧衍持论二谛，即“立真谛以明非有，立欲谛以明非无”，听了达摩的“廓然无圣”，错愕之余十分不解。
连连碰壁，萧衍未免烦躁，话锋一转，盯着达摩忽然厉声一问：“对朕者谁？（在我面前的人是谁？）”
达摩回答：“不识（我也不认识）。”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萧衍兴致高昂的接见达摩，结果两边完全说不到一处，于是萧衍便认为达摩是“言过其实”、“徒有虚名”。
达摩也不多说，离开建康，而萧衍随后得高僧点拨，醒悟过来，想再请达摩来点拨自己，结果达摩已经乘坐苇舟渡江北上，此即为“一苇（舟）渡江”。
萧瑀的高祖父就是萧衍，所以他不可以对先祖进行直接或过多批评，却以这个例子，来向天子、便宜姊夫宇文温解释，为何当年先祖崇佛，却不得善终。
萧瑀认为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，先祖（萧衍）当时不明佛法，以为只要广造寺庙、传抄佛经，剃度大量僧人，就是积累功德。
殊不知方向错了，越努力，就会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
萧瑀认为，佛祖感受到了先祖的崇佛诚意，所以派遣达摩禅师到中原，为误入迷途的先祖指点迷津。
很遗憾，先祖对于达摩禅师的一片苦心未曾领悟。
达摩禅师当面指出他广造寺庙、传抄佛经、剃度大量僧人、布施许多钱财，只是积福德而不是功德，把福德当做功德，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执念。
所以达摩禅师想破他这种执着，就说先祖此举没有功德，说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”才是功德。
先祖不解，反倒心生不快，认为达摩祖师信口胡说。
达摩禅师又说“廓然无圣”意图点化先祖。
然而先祖误解此意，反倒愈发迷惑，由此愈发觉得达摩禅师胡说。
达摩禅师接二连三点化，结果却接连被先祖误解，以至于无话可话说。
机缘已尽，达摩禅师只能无奈离去，一苇渡江。
所以，萧瑀认为佛祖并没有袖手旁观，奈何天意如此，先祖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自知，空耗无数钱粮，却未能积累功德，以至于引狼入室。
天子都误解了佛法，百姓又如何能分辨是非？梁国君臣、百姓诚心礼佛，却不得要领，当战火燃起时，谁也没法置身事外。
乱梁的是侯景，不是佛教，太清之难生灵涂炭，这不是佛祖的错，也不是先祖和百姓们崇佛的错。
错的，是那些响应侯景的逆臣；错的，是打开建康城门、引狼入室的萧正德；错的，是见死不救、拥兵不动的那些宗室；错的，是当时的江南僧人。
这些僧人，对佛法参悟不够而不自知，以至于误导皇帝，误导百姓，未能正确引导君王、百姓积累功德，所以大家即便终日诵经拜佛，都是徒劳无功。
佛祖为了纠正错误，派遣达摩禅师来建康，奈何，奈何....
至于所谓“忘恩负义”，萧瑀认为佛门子弟平日里吃斋念佛，不碰甲杖、不习武艺及弓马，所以在战乱中亦伤亡惨重，又如何能有足够的人组织起来报国？
萧瑀作为亡国宗室，不停在奏章里提“先祖当年如何如何”，实际上就政治角度来说是犯忌讳的，宇文温见着便宜小舅子为了护教如此奋不顾身，真是颇为感动。
萧瑀作为兰陵萧氏子孙，不好批评祖先太过；作为周国臣子，不好多说故国（梁国）当年如何如何，作为佛门信徒，既要上表陈情“护教”，又要避免有强烈“灭佛”倾向的君王不听自己的辩词。
萧瑀能做到这一步，已经是竭尽全力，宇文温感动之余，“不忘初心”：老子还是要搞事！
这就是所谓的“十动然拒”。
原因很简单：光你一个人（以佛门信徒身份）认怂可不行，火候还不够。
。。。。。。
“陛下，此为微臣所拟条陈，共计十条....”
“来人，与太史丞赐座。”
“谢陛下赐座！”
侧殿，宇文温正与入宫接受质询的太史丞傅奕交谈，傅奕上呈《益国利民十条》，宇文温拿在手中，一边看，一边问问题。
傅奕所呈《益国利民十条》，其内容基本就是陈述佛教祸国殃民的几种表现，并针对性提出应对之策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认为“佛教是百弊而无一益，最好灭个干干净净！”
宇文温粗略看过一遍，又看看傅奕，这位以精天文历数闻名，如今年近六旬，身形消瘦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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