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到李啸的话，钱谦益缓缓抬起头。
他那眼褶很深，环环圈圈的有如蜥蜴一般的眼睛里，有一种莫名的畏惧，他又偷眼上觑，悄悄打量了一下那个高坐龙椅上的李啸后，才犹豫地说道：“禀唐王，先前弘光伪朝，那马士英阮大铖等小人，把持朝政，操弄权柄，大肆迫害我复社生员，实是可恶至极！可恨当时微臣身单力薄，又无权势，只能坐视其为非作歹，无法无天，但在下心下，实是无日无时不深深痛恨之！“
钱谦益说到这里，故意顿了一下，又斜眼偷看了一下李啸的表情。
他有些失望地发现，他这番堂皇表态，李啸却面无表情，完全没有任何神情变化。
钱谦益无法猜透李啸的真实想法，遂又继续说道：“现幸得唐王统兵南下，扫除奸邪，重现我大明之光天浩宇，臣等沾恩带露，何其幸甚。只是现在，那南京诏狱，以及其他诸多州县之中，犹有多旬复社生员关押在系。故微臣希望，唐王能宽大为怀，一扫伪朝之恶，将这些复社生员尽皆放出，让其同沾圣朝雨露，共沐天恩宣化，则微臣感念之至，复社亦是对唐王感激涕零。”
听到钱谦益这般话语，李啸却不觉陷入沉吟。
从前世穿越过来，略略读过明史的他，当然知道这个复社是个什么组织。
复社说白了，就是一个明末文社。是在崇祯二年时，成立于苏州尹山，系由云间几社、浙西闻社、江北南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，主要领导人为张溥、张采等人，这些人“形影相依，声息相接，乐善规过，互推畏友。“，成为一个结社组团的读书人团体。
时值明末乱世，张溥等人痛感“世教衰，士子不通经术，但剽耳绘目，几幸弋获于有司，登明堂不能致君，长郡邑不知泽民“，所以联络四方人士，主张“兴复古学，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“，因名曰“复社“
复社的主要任务，固然在于揣摩八股，切磋学问，砥砺品行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，并以东林后继自任，他们主张“蠲逋租，举废籍，撤中使，止内操“(吴伟业《复社纪事》)，反映着“吴江大姓“等江南地主、商人的利益，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，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。
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，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，声势遍及海内。该社春秋集会时，衣冠盈路，一城出观，社会影响极大。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(1629)，南京金陵大会(1630)和苏州虎丘大会(1633)。这几年间，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，声动朝野，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、学校中生员，都自称是张溥门下，“从之者几万余人“(杜登春《社事始末》)。
在这个李啸穿越而来的时代里，在南京的复社士子，不满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招摇过市与贪赃误国，曾联名写出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公布马阮等人的诸多罪状，一时间，街知巷闻，众议纷纷，让马阮二人名声大臭。
后来，马士英、阮大铖拥立福王，把持朝政，对这些复社成员衔恨入骨的马阮二人，立即对那些反对过自已的复社成员，进行了严厉的报复迫害。
诸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方以智、陈贞慧等复社著名人物，皆被关押入南京诏狱，在狱中被严刑逼供，苦捱度日。而其余的零散复社人物，则被马阮二人借监国之名下旨，严令各州县官员缉拿他们，把这些复社成员统统关押在各州县牢狱，甚至连他们的家属与有牵连的门生故旧，亦同样入狱关押。整个复社势力，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。
有道是，斩草要除根，出手不留患，马阮等人制造的恐怖气氛，当然不止是要吓吓这些复社人员，而是要一步步地，将他们致于死地。
按马士英等人的本意，是在将他们罪名坐实，罪证确认之后，就将他们全部处斩，从而一举扫除江南之地的全部复社成员彻底铲除，以绝后患。
象现在向唐王李啸禀报的钱谦益，其实也是复社中的一员，只不过，他一见到马士英等人执掌大权之后，迅速地摇身一变，开始毫无廉耻地上书给马士英歌功颂德，一时间，时人皆鄙。
而马士英见他这般识时务，懂进退，虽鄙薄其为人，但钱谦益的马屁着实受用。于是，为了拉拢这个颇有名望的所谓的东林清流与复社骨干，以彰显自已的胸襟与手腕，遂推荐钱谦益任南明弘光朝廷礼部尚书。钱谦益这才逃过一劫，转祸为福，从此在弘光朝中腆颜度日。
只不过，马士英等人没有想到，这罗织罪名的工作，就快要完成之际，那唐王李啸，却忽然带兵南下，一举攻下南京，弘光伪朝廷仓皇迁都，逃遁福州，这样一来，那些被关押在狱的复社学士，才能这般机缘巧合地，侥幸逃得一条性命。
李啸注意到，钱谦益说完这番话后，阶下的其他降官，亦是在偷偷地观察着他，想看看李啸到底是作何反应。
更直白一点来说，就是他们想看看这位唐王李啸的立场，到底是站在哪一边。
毕竟，现在诸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均已逃走，留下了这些降官，大多是对复社抱有同情或欣赏之情的。如果李啸能顺利释放这些被关押的复社人员，无疑是向他们展露了一种十分可信的亲近态度。有这个态度为前提，那么，复社人员以及他们的同情者，都会在将来，一定会有一个与弘光伪朝完全不同的光明前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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