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爽由衷的道：“为夫不仅仅是因为爱屋及乌才喜欢诸位夫人做的饭菜，只是因为你们做的饭菜真的挺好吃的，让为夫欲罢不能、停不下来啊。”
曹爽一直在不停的吃着菜，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不一会儿便吃得满头满脸都是汗水，心想若是这个季节吃火锅那会更加的热，
可惜现在不是在后世流行夏天就吃火锅，还是要在冬季更适合一点，毕竟冬季若是单独做菜的话会冷得很快，菜冷了的话吃起来口感也不会好了，
曹爽想了想道：“等再过几个月天气冷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五熟釜煮肉吃吧，当年父亲和文帝在冬天的时候最喜欢吃这个了，我也好想念五熟釜煮肉的滋味啊。”
蒹葭笑着道：“好啊，到时候妾身和姐妹们陪着夫君一起吃。”
柏灵筠欣喜的道：“妾身也挺喜欢吃五熟釜煮的东西的。”
孙鲁班期待的道：“妾身之前一直在江东，地处南方，还很少能有机会吃到这样的食物，也想试试呢。”
火锅是中国独创的美食，出现的时间很早，它在八大菜系之外，形成自己的发展序列。
商周便有了青铜温鼎，上面是锅，下面是碳盘，近似现代火锅。
早期温鼎用其他鼎改造，即将普通鼎的底部凿穿，以便放入炭火，上加格挡，将食物与火分开。
到周代“奴隶守门方鼎”，已是专门设计的鼎，形状近似今天的干锅，有火门，可控制温度。
温鼎的高度都在15至25厘米左右，放在桌上，高度近人嘴，便于取食。
但温鼎多直口，甚至是敛口，其中煮的汤汁一旦沸腾，易迅速溢出，
现代火锅都是敞口，减缓溢出速度，且现代火锅下设托盘，一旦汤汁溢出，可避免其流得哪都是，沾染衣物，商代没有类似设计的温鼎，但这样的温鼎也可以用来煮肉汤了，
汉代，温鼎发展为染器，上部立耳鼓腹，底部中央有一圆柱形鼎足，底盘内置炭火，此外还有5格鼎，带两套染盘，即放佐料的盘子。
有的染器的耳杯还横出长柄，取更为方便。即在炉式染器之外，还有一种长柄染器，即“樵斗”，“以木横贯鼎耳而举之”，“樵斗”像土耳其的长柄咖啡小锅，制作时，加入咖啡和水，放在热沙中，将溢时迅速拿起，风味独特。
随着染食法的发展，渐转向爚（音如悦）食法，即“内肉、菜于汤中薄出之”，就是把食材置热汤中略煮即食，先秦即有，东汉时普及。
随着爚食法发展，东汉后期，又出现“汤中一沸而出”的涮食法。
《玉篇》中有“胙……薄切肉，清龠”一说，龠通爚，清龠指用白水涮，应是涮肉。
汉魏时代的人喜食脍，即生肉切成薄片直接吃，从脍到“涮”，只隔一层窗户纸。
汉代无“涮”字，用水汆熟食物，一般称为爚，三国时才出现了“炸”字，人们遂用“炸”替代“爚”。
在后世的炸指的是油炸，但早期指水炸。
《广雅》称：“炸，汤爚也。”直到清代，炸仍分油炸、水炸两种，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称慈姑的“嫩茎亦可炸食”，指在热汤中一滚即食。
炸也称为煤，翟灏在《通俗编》中钩沉：“今以食物纳油中及汤中，一沸而出，曰煤（炸）。”
可能是随着油炸普及，水炸渐边缘化，清代中后期才改称涮。
昔年曹丕常用“五熟釜”，即分为五格的锅，也是一种火锅，也算是一种铜制的火锅，被用来涮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鱼等各种肉食，在北方的冬季比较流行，
魏国初建为大理，迁相国，文帝在东宫，赐繇五熟釜，为之铭曰：“於赫有魏，作汉藩辅，厥相惟钟，实干心膂。”用锅有五格隐喻君臣同心，
这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涮羊肉了，毕竟从这时开始，冬天比以往更冷了一些，
但到了唐宋时，涮食法似渐衰落，唐代民间普及“暖锅”，这种“暖锅”分锅体、烟囱和支架三部分，与今涮羊肉锅近似。
白居易在诗中称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“红泥”指陶制小火锅。
《岭表录异》记录了火锅类食品不乃羹，称：“交趾之人重不乃羹。
羹以羊鹿鸡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，令极肥浓漉；去肉，进葱姜，调以五味……主人先举，即满斟一杓，内嘴入鼻。”用鼻子喝肉汤，有点恐怖，可能是一种以讹传讹的污蔑性说法。
北宋时有“谷董羹”。苏轼在《书陆道士诗》中称：“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，名谷董羹，坐客皆称善。”可能也是火锅。
谷董羹、不乃羹、暖锅等，更近似“乱炖”，而不是涮法。唐宋时中原气温回升，可能让人们更爱切脍、不重涮食。
南宋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提到“拨霞供”，即在雪地中得一野兔，“无庖人可治”，有人建议说，批成薄片，放热汤中汆熟。
所谓“拨霞”，指拨开锅中各种配料，找兔肉吃，与今火锅近似，但非常规料理法。
到了明代，北京已有“生火锅”，《清稗类钞》记：“案辄有一小釜，沃汤其中，炽火于下，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。俾客自投入，俟熟而食，故曰‘生火锅’。”
在“野意火锅”冲击下，北京涮羊肉有了很多革新。
首先，从宋代火锅起，肉片先在酒、酱、椒等调味汁中浸泡，再下锅。
而涮羊肉真正成为名吃，则是在清代。
清代涮羊肉本名“野意火锅”，据旧《奉天通志》载，“（火锅）以锡为之，分上下层，高不及尺，中以红铜为火筒着炭，汤沸时，煮一切肉脯、鸡、鱼，其味无不鲜美”。
八旗在关外即喜“野意火锅”，“野意”即“野意家伙”，意为野味，从关外带入北京。
在清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正月初十，乾隆皇帝办了530桌宫廷火锅，而到1796年清嘉庆皇帝登基时，曾使用1550个火锅用来承办筵席。”
据《宫女谈往录》记：“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。正月十六日撤锅子换砂锅。”
乾隆皇帝曾在30天吃了60次火锅，清朝皇帝每天只吃两顿饭，即顿顿有火锅。
当时人认为火锅有滋补作用，在皇帝推动下，百姓也热衷火锅。清代李调元在《雨村诗话》中记：“暖锅，俗名火锅，所以盛馔最便，寒天家居必用。余年过六十，苦鬲冷，每食必须。”到了曹爽前世所在的现代那更是风靡全国了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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